中华世界

1989年那一场震惊海内外，更震动中国历史的天安门广场上针对那些诉求民主示威学生的大屠杀，如今已三十载过去了。30年前可说亲身经历、亲眼看见这场大屠杀的现今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特别受邀接受本台的专访。 法广：你为我们回顾一下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时亲身经历的事好吗？ 杨建利：89民运爆发的时候，我当时正在美国留学，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读数学博士。但是学运爆发时，没有决定马上要回国，当时在校园里就组织各种各样的许多声援北京的活动。到了5月中旬，戈巴契夫到中国访问，当时国际媒体都到了北京。他们发现采访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戈巴契夫的访问，而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所以在海外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CBS的报导，说学生被警察打得脸上都是血。当晚，我就决定要回中国去。所以我回到北京时候，是戒严令颁布的第二天，应该是5月20号左右吧！然后我就与当时的一些同学联系在一起，每天就到广场上去参加游行。而且我从美国回去时，带了一些钱去捐助给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了很多的游行，也和刘晓波见面。因为刘晓波那时，我们感觉他很危险。所以我会中国时，待了一封美国学术机构的邀请函，希望他赶快出国。当然，他当时很拒绝出来，不过他当时邀请我去参加最后那个知识分子的绝食。后来由于广场联系不方便，我们失去了联系，最终我没能参加绝食。后来，我在广场周围活动，目睹了六四的大屠杀，因为就在现场。换句话说，我是海外留学生里面，参加89民运的一个代表性人物，目睹了大屠杀。三天以后，我有机会回到美国。 法广：回顾一下你所看到的大屠杀好吗？ 杨建利：第一声枪响是在6月3日的晚上12点过后不久。我们就很快到了西单，西单是长安街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街口。我们看到警察往广场的方向推进。这个过程中，街上的灯，一会亮，一会灭。解放军就一会开枪，然后一会就往前推进，时时地向民众开枪。那时，民众也非常激愤，有时当他们不开枪时，我们就可以非常靠近他们，然后我们试图去说服他们不要再继续开枪了。但是他们一旦遇到前面有阻力了，或是后面遇到阻力时，他们接到一些命令，就马上会开枪。那时，我们就往地下趴。一听到枪声，就向地下趴下来。然后，一阵枪声过后，前面就有人喊着：“来抬人、来抬人！”接着，就会台下一些被打死或打伤的人。那是第一次看到被解放军打死的同伴，心里非常的愤怒，也非常难过。当时因为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来来回回的好久。后来，我们在大概快要天亮时候，和最后一批，从广场撤退的学生会合，大约有四、五百人。后来我们又到了长安街上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方向，开来4辆坦克车，追着撤退的学生群体压过去，那就是所发生的六部口坦克压人惨案。坦克车一下子就压过去，我们都知道方正失去了双腿，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当时粗略的看了一下，地上约有十几个尸体，这大概是天快亮时发生的事。我们当天就回到学校，后来我藏到农村里。两天后，我到了北京国际机场，后来就回到美国。基本上，我算是第一个见证人在海外公布六四屠杀真相，第一个在美国国会作证的人。 法广：后来你顺利逃出来，但很多王丹等的被逮捕坐牢是吧？ 杨建利：对，我运气特别好，因为我有护照。那时，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护照。我有美国签证，而且我有会美国的机票，所以我比他们在逃离灾难时，容易多些。 法广：那么，89六四一晃眼30年过去了，你现在对这个学运及民主运动的看法，与过去有没有不同处？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有什么考量及不同的做法？ 杨建利：在觉得，如果再来一次，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个运动，要和社会各个阶层要有比较有效的结合，对工人，对农民，甚至包括共产党内的一些改革派，要有一个有效的结合。当时89民运的时候，它的主体是学生，而学生对于各界的介入非常的谨慎，由于那时候没有经验，虽然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但在政治上，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政治力量。我觉得，这是当时我们一个最大的失误。如果未来再有这种运动，我们会和各界进行最好的政治上的合作及联合。 法广：请问你觉得当初这些学生的诉求如今还是有效吗？ 杨建利：我觉得这些学生的诉求都是非常正确的，包括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性。当时学生诉求的口号总结出来无非就这几条：第一，要求民主，要求自由，更多的自由空间。第二，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现在，这样的议题在中国更加的有迫切性。比如说，现在习近平上台后，压榨了公民空间，使得现在任何的公开的言论，更遑论公开的街上活动，都不可能了。另外官员的腐败，整个政府的腐败，比89年的时候，不知更加严重多少倍。所以这样的口号，现在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法广：当时的运动领导人，事后对于学生的死伤惨重都很自责，你怎么看？ 杨建利：我觉得是，六四牺牲了很多的同伴，所有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都感觉非常的愧疚，也觉得是一种责任。当然，对于这里面有一些策略的运用，经过反思，现在还是争论的非常激烈。我觉得，争论是非常好的，我们必须回头审视：那些是做对的，那些是做错了。同时，我们要举首展望未来。未来，那些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不管怎么讲，我们活下来的人，就有一份责任。 法广：你后来为什么又回去中国，而且好像被逮捕？ 杨建利：我89回到美国后，就被列入黑名单，不准回中国中国的人。那时，我们的运动都是在美国进行，当时没有互联网，通讯没那么发达。和国内的联系，基本上就切断了。那时，我有一种很明显和中国脱离的感觉。到了 2002年，我在美国也完成了我的学业，也开始了我这边的研究工作。那时，中国的工人运动起来了，我就觉得应该回国。但是我在黑名单上不准回中国，所以我就借了一个朋友的护照回去了。回去后，就帮助那边的工人运动两个礼拜。后来被逮捕入狱。我入狱后，美国方面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营救我。包括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还有国会通过了议案，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当时国际的压力，对北京来讲是相当大的。 在这种压力之下，第一，北京判我的刑期比较短，5年的时间。当我服刑还未结束时，他们曾经给我一次提前释放。但是由于我的谈判没有谈妥，我又重新被放入监狱，完成了我所有5年的徒刑。然后出狱之后，又是美国政府帮忙，是当时的财务部长鲍尔逊，他去中国时，要求中国政府给我一个护照，然后我回到了美国。 法广：你后来创立了维权组织公民力量，那么这30年来，公民力量是否达到你当初创立时的宗旨及理想呢？ 杨建利：我们创立公民力量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给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的公民，提供任何方面的帮助。然后再国际社会上为他们发声。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在中国的中国公民，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民主反对力量。在国际上，我们能够为他们发声。现在来看，我们在努力的做这些工作。但是目前，离我们当时理想的状态差别非常大。我们当时是希望，中国能很快形成一个有效的民主反对运动，然后再加上促进党内的分裂，以及加上国际社会的支持，尽快地能促成中国的变革。但是这30年来的努力，这种变革，还没有真正的来到。但是我相信这些努力不会白费。因为我们奠定了很多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活动，我们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社会的人脉、联系。未来，当中国发生变革的时候，这项关系和力量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由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努力，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使得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1989年的那种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非常紧张。如果现在民主能够像1989年那样聚集在一起，由于现在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认同，以及普及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现在一旦聚集起来，它的可持续性就比当时要强的多。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还没有达成我们当年的目标，但是我们的努力本身已经奠定了未来的非常好的基础。 法广：那么现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想与中国做生意，你是否觉得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上，会更加困难吗？ 30周年之际，公民力量回顾一下最近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及行动呢？ 杨建利：你说的很对，由于中国与各个国家做生意，很多国家把中国看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及做生意的机会，使得这些国家不愿意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作出批评。的确，从古从中得到很多的好处，也使得它的政权从六四以后，能够慢慢地稳定下来。但是这种现象正在改变。现在目前的情况是，基本上这些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和中国有非常严重的贸易摩擦。大家发现，中国利用这些外贸关系，得到了新的输血，同时它剥夺这些为它做生意国家的利益，而造成这些国家有安全的威胁。所以他们都在反思自己的政策。现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今年的六四纪念，我们有很多的内容，一个是我们要推出两本新书，陈小雅的“89民运史”，是十卷大部头的书；另外一本是自传体文学小说，叫“爱尔镇书生”，都是非常好的书，我们要推出来。还有，我们在六四纪念时，要揭幕一个坦克人的铜雕。坦克人作为89民运的一个形象，他比任何一个个人，可能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更深，也会永远保存下去这种印象。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形象树立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同时我们也给中国政府，还有全世界都，提出一个问题：坦克人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真相。我觉得坦克人作为一个精神象征，他代表着我们每个人，也会鼓励更多的人，未来面对的强权，能够站得起来。这是一种我们的希望所在。

当今社会，信息流动性是非常关键的博弈：信息越全面，速度越快，就越有主动权。交流合作，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互相的理解，是怎样的一个程度呢？这是两个制度和情况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信息量的拥有度，是成正比的吗？以下是记者对曾长期为欧盟议员提供对华方案分析，目前从事全球化政策咨询的宋欣女士的专访下半部分。 （本文为专访节选，请点击文章开始处配图右上方的三角按钮收听采访全部内容） 大部分我身边从事中欧政策（制定与分析）的人也好，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好，我认为对他们的认知分类不应该按照他们认为中国是威胁还是成功案例来划分；更多是应该根据他们对中国认知的程度，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是全面还是片面，整体上如果把大家的认知拼凑在一起，相对来说还是全面的。但问题是作为执政者也好，还是法律的起草者也好，往往从单独的个体来说，不具备这种全面的能力， 这就是为何每次欧盟的法案通过的时候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协商，它不只是一种政治的协商，更是一个信息对称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由于太漫长所以说它根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现在决策所需要的速度。大家的能力拼凑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比较全面，在整个过程中它比较漫长。但决策的性质又要求这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尽快完成。所以很容易导致因为信息不全面而导致一些政治决策会有偏差。其实我觉得欧洲和中国对彼此都欠缺一定的了解，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人始终沉浸在上世纪对于中国的认识之中；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欠发达的国家，同时认为欧洲还是在维持繁荣，这一点可能会导致欧洲这边对中国看法有偏颇。反过来说，中国关于欧盟的信息可能会比较多，但我觉得中国认知欧盟的问题上，方法论上面更多的是套用对中国本身的认知，很难把握欧盟它是一个怎样的联盟；很难理解欧盟动态的决策过程，因为毕竟欧盟和中国整个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活跃度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套用对中国甚至美国政治的理解，如果搬用对中美政治的理解去理解欧盟的话，很难把握到欧盟的核心。我认为欧盟和中国需要比较适合彼此政治文化交流的框架和交流机制，更有效地进行交流探索，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寻找出所谓的妥协，和一个所谓的和解。

欧洲议会换届期间，就业岗位，全球变暖，难民危机，自由贸易，食品安全，教育，性别平等，文化身份认同感等都是欧洲议会选举特别重要的，能显示出各个党团特色和风格的领域。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有一个话题非常引人注意，那就是欧盟该如何与中国相处。下面是记者对曾长期为欧盟议员提供对华方案分析，目前从事全球化政策咨询，帮助中国企业了解欧盟的多元政治和动态决策机制的特邀嘉宾宋欣女士的专访。 （本文为专访节选，请点击文章开始处配图右上方的三角按钮收听采访全部内容） 5年前（欧盟）对中国的关注整体上来说没有这么多，2014年开始，明显能感受到对中国关注度的变化，这两年可以说到达了巅峰，因为不管从我们接收到的各种信息，或者人们的反应，大家都普遍开始关注中国。而且关注中国在欧洲的一些动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各个政党都在关注对华新政策，所有的政党可能都会觉得，欧盟对华政策存在大大小小很多问题，需要翻页，需要改革，那怎么改革，各个政党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看到，对华政策是一个可以展现自己政治才华的很好的命题，其次，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系列对华动作和结果，确实让很多欧洲的政治家们有所学习，觉得（对华政策）在竞选里的确是一张很好的牌。中欧之间的交流这两年比较多，不管是经贸，政治，人文，都有大批从中国来的学生，游客，政府官员学习团等，数量明显比以前要增多，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中国的投资确实在欧盟要比前两年正在几何形地增长，特别是2017-2018这两年而且远远超过了欧盟在中国的投资，这一点让欧盟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也感受到了一定的紧迫感。不同的国家和利益相关人，他们的利益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每个国家在中欧关系中的利益点不同，导致大家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欧盟声音，无法和中国进行谈判，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一些战略博弈，这就导致整个速度非常慢，效率低。导致结果往往是双边都不会那么快看到进展，大家始终是在比较原则性的问题上一直盘旋。 现在欧盟在众多领域对于它的成员国的权力不同。比如现在欧盟有权（不同程度的权力）介入的领域有下面这几个方面：内部市场和竞争规则相关的领域，共同贸易政策，经济和货币联盟，海洋生物包括渔业等这种自然资源的保护政策，农业，社会政策，健康领域，研究，技术和空天领域，领土边界，环境，消费者保护，合作发展，交通和泛欧铁路公路建设，能源政策，司法，自由，安全政策等等。里斯本条约还规定欧盟可以在下面这些领域拥有扩大权：面对疾病或者生物恐怖袭击的共同健康威胁防御政策，保证能源供给和可再生等的政策，防范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灾难，保护民众生命健康安全，在教育层面提高体育合作，等等。这些都有很多的条例来规范成员国的行为。可以说欧盟的权力涵盖面非常广泛，而且现在还有呼声希望再扩大对它的成员国的控制和介入权，比方说在外交领域，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欧盟统一对外政策，不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中有关外交政策与安全共同体的内容大部分都已经得到通过了，但并非全部，而且欧盟在共同防卫建设领域还比较缺位。未来有关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多大程度上受到欧盟权力范围改革的影响呢？ 我不得不承认欧盟现在是在进行一定程度的权力的扩张，如果它改革成功，权力成功扩张，它是有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但目前它还是不具备，它只能是进行施压，因为目前欧盟只有在对外经贸上面它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意味着一旦”一带一路“的协议签署国，它们和中国的合作如果达到欧盟可以管辖的范围的时候，欧盟确实是有权力进行干预的。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可能不会像美国一样，采取比较明确的接受或不接受，支持或不支持这样子，欧盟的态度肯定是非常模糊，这和欧盟的联盟原则有关。它这个联盟原则需要高度的政治正确，在这种原则的基础上欧盟永远不可能指名道姓地告诉你说它“不接受某个国家的技术，原因是不信任这个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欧盟对此不会有所反应与行动，或者正相反，通过别的方式和形式采取措施，达到的效果并不会是它百分百拒绝，但最后不会让你觉得它接受了。但是现在一个新的局势是，欧盟要改革整个的决策机制，对华问题上可能不会采取以前那种要求全部通过的一票否决制，欧洲理事会现在可能会有大多数投票通过机制，来简化决策过程，就是说政策的制定不需要每个国家都同意。这可能会让中欧之间的关系发生比较重大的逆转。欧盟目前来说还没有真正的改革，它现在是法德为核心的希望，在核心领域让欧盟有更多权力来进行干预，但这个希望是要在欧盟层面获得通过的，通过的这个过程可能就不会再争取每一个成员国的同意，而是采用绝大多数成员国投票赞成通过的方式，加强欧盟层面对具体各个国家和中国合作上面的干涉。

欧盟在5月23号到26号之间举行欧洲议会选举，法国华裔，亚裔等的投票积极性和选民基础如何？以下是记者对法国华侨华人会公民事务部负责人Sacha LIN专访的第二部分。 （本文为专访节选，请点击文章开始处配图右上方的三角按钮收听采访全部内容） 其实法国很多的亚裔在我们的观察当中，跟其他的法国朋友对待欧洲议会选举的态度其实差不多，也就是说不是特别关心，首先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盟机构运行机制比较复杂，理解起来很费力，大家都有点困惑，不知道投了票能怎样，能改变什么，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法国本身造成影响，就连很多政治家也承认，说布鲁塞尔方面在巩固强化欧盟建设这方面，真正可以做到的，并不是很多。我们需要承认这一点。而且现在出现了不少“不惜一切代价来巩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很多党团都在为了巩固欧盟而竞争。可是作为民众当中的成员，我们身边观察到的朋友或者社交网络上，普通人对于欧盟选举的热情真的不高。如果要等选举的热情高涨，恐怕还要等到2020年法国的市政选举，到那时候人们投票热情会大大增加，毕竟市政选举是会密切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法国的亚裔群体的投票热情也会上升。无论是亚裔选民还是更广泛的法国民众，都需要更积极参与政治建设，人们需要理解参与地方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而且亚裔选民的热情的调动，尤其需要能够代表法国亚裔声音的参选者出现。这些都需要整个群体更积极地融入法国政治生活。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所做的努力，民众对于区域性民主选举的热情会有一个逐渐提高的结果。这是一个全员需要一起努力的过程。 欧洲其实是一个矛盾体。就拿法国来看：法国采纳了欧元，却在政治领域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我认为经济领域，欧盟的一体化建设勉强建立起来了，但政治方面还没能达到统一的高度。在怀疑欧洲论者的眼里，欧洲大概是被判了缓刑。而且就算是经济上的欧盟建立起来了，还是遭受了希腊，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危机冲击。虽然大的趋势是在往前走，但欧盟成员国近几年来出现的这种希望更多地回归国家主权，减少布鲁塞尔对各国控制和影响的风向，出现怀疑欧洲是否还能走下去的想法，我认为是正常的。所以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和以往不太一样，更加复杂，也许会给本来就比较艰难的欧盟一体化建设进程更添难度。虽然如此，欧盟还就必须把自己巩固起来。否则一个一个，各自为政的欧洲国家，很快就会沦陷在国际竞争的残酷环境里。欧盟的成立本身就是为了不再出现欧洲各国之间的冲突，避免战乱。现在又要面对新的全球性的博弈，例如资源短缺，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人口暴增问题，等等。这些新的问题都需要欧洲各国团结一致，作为一个整体，和另外的具有影响力的整体来合作，例如北美，例如亚太，例如非洲。因为大家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局限，而是全球性的，对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有深远影响，所以团结，对于欧洲来说，从来没有如此重要过。个人而言，如果让我想象一个分化的，各自为政的欧洲，那肯定是每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和美国，和中国等等，进行比较无序的合作，这样的未来展望。我不是很确定这种未来对欧洲来说是最好的。虽然说欧盟面临着大大小小的危机，但未来它的命运，21世纪的命运，还是掌握在欧盟自己的手里的。 我认为欧盟是有能力巩固自己，走向政治统一的。它有这个实力。现在欧盟的合法性存在于战略合作，调和税务，调整边界管控等领域，努力让局面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利。虽然说现在问题有很多，但我希望看到整个这个欧盟的建设能够完结，能够达成目标。现在欧洲的建设只达到了经济的统一，这是欧元区建设的成果，但社会领域，欧盟的建设还远未达标，欧洲各国民众在共同生活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内能看到的能够搭建起来的框架还很模糊，统一的欧盟政治建设并不清晰。而现在很多政治人物想迅速把这个统一的欧洲政治建设框架搭建起来，这个意愿是好的，但太过急切，我认为这种心急火燎的想赶紧把欧洲从政治角度上统一起来的心愿，恰恰催生了对中国的过度担忧。

欧洲议会选举5月23-26日进行，28个成员国投票，法国的投票日定在26日。四月的一份调查显示，751个议员席位当中，大约20%的席位将由民粹，民族主义的政党夺得。法国目前民调领跑的也是极右翼国民联盟，口号是“我们的人民优先”。在此背景下，在法生活的华侨华人，以及整个亚裔群体该如何面对可能上升的群体性偏见？亚裔参政，投票热情如何？以下是记者对法国华侨华人会公民事务部负责人的Sacha LIN的采访。 现在欧洲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不断增强，反移民，要主权，要求优先优待欧洲公民，暂缓或者拒绝外来民众申请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您作为法国的华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作为华裔，在工作领域和日常生活上，会感觉受到偏见吗？欧洲议会的民粹主义反过来对法国政治造成何种影响？给在法国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国游客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为节选，请点击文章开始处配图右上方的三角按钮收听采访全部内容）关于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民族主义继续上涨，极端政党是否会从布鲁塞尔影响到法国的民意，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无法直接造成严重的仇外情绪或者种族歧视加剧。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造成仇视或者敌对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欧洲范围内对中国缺乏深入理解，就会给仇恨的极端言论创造发挥的空间。我们常说，不理解，伴随着恐惧形影不离。如果民众脑海中，中国威胁的印象已经生成了，那么在法国生活的亚洲面孔，不仅是华人华侨，所有有机会中招被种族歧视的人，都很有可能遭受更加严重的歧视，质疑，怀疑，也更容易在个人发展当中遭受无形的天花板的制约，比如我们所说的“竹子天花板”，或者“玉石天花板”，这两个词汇形容的是亚洲人在西方社会往上发展的途中遭受的无形阻碍。上述这些因素都会损害到亚裔在法国生活的幸福感。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本人的确也遭受过一些针对亚裔或者华裔的偏见，我也见过，听闻过其他亚裔朋友遭受歧视，或者把一些中国人的特殊情况普遍化，来给人贴标签的这种情况。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面对偏见，这是我本身需要做的一个消化，化解的工作。因为这些偏见本质的出发点通常来说并不是恶意的，而是日常化的一种被认为无伤大雅的，不会损害体面的，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偏见。和其他种类的偏见相比，对亚洲人的偏见更被人所接受。比如夸大模仿一些亚洲人的行为方式等等。我个人并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但我特别感到不舒服的一点，是在歧视的过程当中，被歧视者本身往往会到最后发展出一种自我歧视的心态。也就是说，一个亚裔，他经常听到别人把他类比成他的祖籍国那边的民众，用他的祖籍国的民众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来给他贴上标签，久而久之，他自己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法国公民。因为别人都这样看待他，他自然慢慢地也会觉得自己不属于法国主流社会。所以说，这是所有的多元文化身份的法国公民的一个自我修炼的必修课，要用法国公民的身份来自我定义，要学会分清什么是别人眼中的我，什么是真正的我，什么是意见，什么是真相。我个人来讲，说话做事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名法国公民的自我要求。如果法国的亚裔群体本身很有自信，不人云亦云，那么事实很快就会清楚。但如果我们听风就是雨，自我封闭，放任自己不去努力融入法国的社会，不以法国公民的身份自我定位，那的确很容易出问题。在这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权的。